从一个十分特殊的侧面，工人蒋宗泰见证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诞生的历程——60多年前，在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221基地，他是一名厨师，为基地的领导服务，包括那些后来的“两弹一星”元勋。

著名科学家王淦昌、郭永怀、陈能宽、朱光亚、邓稼先等人，都尝过这个河南人的手艺。“我管着他们的吃喝。”他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回忆。他当时是基地“小灶食堂”的班长。

与很多其他岗位上的工人比，蒋宗泰是较早知道原子弹这项绝密任务的。有时候，他们的工作状态也能部分反映出原子弹研制的进度——当小灶食堂频频接到通知，吃饭的人不能按时回去，让厨房等一会儿，晚饭等到凌晨一两点钟都是常事，那是为原子弹研制开展种种秘密试验的时候。

科学家们任务不同，吃饭时间也不定。任务越来越紧的时候，蒋宗泰的工作量也会变大，他记得，那时一天不是做3顿饭，“5顿、6顿、7顿饭都有”，“定好12点开午饭，下午一点还没有‘打炮’，厨房就等着”。

“打炮”是爆轰试验，最重要的一次“打炮”是1964年6月那次，除了核燃料的活性材料使用了替代品，其他都是真的。这意味着第一颗原子弹已经“箭在弦上”了。

后来，221基地组建“第九作业队”去马兰基地，参加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试验，蒋宗泰也知道，因为“食堂也要抽人去马兰基地”，为作业队的人做饭。

原子弹爆炸后，1966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到基地视察过，那天还是蒋宗泰为领导们做饭。另一个任务正在加紧推进：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即将到来。邓小平为基地题词：别人已经做到的事，我们要做到；别人没有做到的事，我们也一定要做到。

蒋宗泰回忆，那时候不知道累，也没有怨言，“因为知道是在干什么了”。

郭永怀等科学家的精神感染着他们。他说：“他这样的科学家，什么天气都能兢兢业业来干，我们作为普通工人，不能挑肥拣瘦，对不对？”

在那些曾经在221基地工作过的人里，蒋宗泰是十分特殊的一批。他是这个绝密基地迎来的第一批建设者，这个基地在他们手里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基地的第一批成规模的厂房和住宅，是他们上山去打荆条、去烧窑制作砖瓦来建设的。而他们住在废弃的羊圈、帐篷和“地窝子”里。

1958年，中国在青海金银滩草原选址建设这个基地，那里人迹罕至，没有铁路和公路，利于保密。那年8月，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九局局长、开国少将李觉带人在这里扎下3顶帐篷，开始勘测。9月16日，河南的“支边青年”蒋宗泰就来了。

在那个饥荒年代，和中国很多农村一样，蒋宗泰在老家也经历了缺衣少食的日子。他原本的志向是去当兵，听说青海需要人，他就报名了。同学提醒他，那边很艰苦。但这个年轻人觉得自己不怕。

他见识了超出想象的艰苦。眼前是漫天风沙，四顾是茫茫草原，是苍凉，是荒芜，是国家设定的禁区，是一群求生存的年轻人与一个求生存的国家一起拼命。

蒋宗泰先是住在羊圈里，“把羊粪往外一拢，地上铺上麦秸。”天说变就变，狂风一起，一刮就是整整一天。

按照当时的编排，他隶属于“七营”。一天两顿饭，每个班发两个盆、一个筐，里面装了馒头和稀饭；大家站在外面就着风沙一起吃，天冷的时候，“吃两口馒头后，第三口就有冰碴儿了”。

他离开老家时，天气还暖和，可到了高原，气温已降到零度以下。他们发了过冬御寒的棉大衣、皮帽子、防沙眼镜和棉鞋。

起初他以为是来开荒的，结果被安排去修了铁路。没有机械化装备，为了凿开厚厚的高原冻土，他们先在地上“捅个眼儿”，装进炸药，再点燃导火索。“一炸崩得（碎石）满天飞。”蒋宗泰说。

后来很多人回忆，第一批建设者是最累、最苦的。有一些人为建那条铁路失去了生命。

就这样，在那零下30摄氏度的寒冬，他们在高寒缺氧的草原上，抢修出了从221基地到海晏县火车站近40公里的铁路专用线，原子弹就是沿着这条铁路从基地出发的。

有些人坚持不住，离开了。蒋宗泰记得，有人请了假，还有的“招呼都不打”，“我们村里来了4个，剩我一个”。

蒋宗泰读过些书，他总觉得：“既然来了，国家相信咱，那就干！”

1959年，他又被分配去食堂，“我开始不会，没学过”。

在小灶食堂，他有了很多近距离接触“大人物”的机会。出于工作需要，他留心观察过他们的偏好：郭永怀爱吃红烧鱼；王淦昌一天三餐都来，早餐会喝点稀饭，吃两口清爽小菜。

王淦昌在基地生活了很久。那个曾经在苏联凭借才华震惊学界的物理学家变成个很随和的老头儿，他经常会到后厨跟大家打招呼，吃完饭，他会散一会儿步。在这里，他的名字也消失了，化名为王京。

这些大科学家没有提出过任何饮食方面的特殊要求。蒋宗泰回忆，当时很多人都出现了高原反应，“10个人里有9个”。一些人食欲不振，消瘦很多。根据人们的回忆，于敏的反应尤其强烈，经常呕吐。

“他们都是有什么吃什么。”蒋宗泰说，厨师能做的，就是尽量把菜做得更精细、精致，毕竟“科学家操心用脑的程度，跟别人不一样”。

赶上有人胃不舒服，他们会精心安排一碗“连汤带水”的菜汤，帮助调理肠胃。

给科学家的烹饪食材也没什么特别，“都是看供应”。在食堂，蒋宗泰见过中央调度来的、全国各地支援的物资：天津的小站米，山东的花生，东北的大豆，还有青海湖里的湟鱼。每天，他们会把这些食材做成8-10道菜品，端上餐桌。

他还记得，郭永怀在1968年12月飞机失事前一天还来食堂吃过饭，他跟大家打招呼，“明天我要到北京去了”。

等到噩耗传来，蒋宗泰感到震惊，还有深深的遗憾，“我们的事业还没有完全成功，你怎么都先走了？”

很长一段时间，蒋宗泰都住在帐篷里。当时是“先生产，后生活”，技术人员住楼房，行政人员住帐篷。那帐篷挡不住风沙，也抵御不了寒冷。人们不得不挤在一起睡觉，用体温对抗寒冷。

蒋宗泰回忆，一觉醒来，被子和头发上会结上一层白霜，“被子上每天能倒一捧沙”。他停顿了一下，提高了声音，“但我不遗憾，要奋斗，就要勇于牺牲，做什么事，四平八稳也做不出来”。他笑着说，这份工作，在自己心中，是满意的，也是自豪的。

至今他还记得，听到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时，他特别高兴。“那颗原子弹震动了全世界，我有点儿骄傲。”他说，几万人里头“有我一个”。

今年84岁的蒋宗泰住在西宁的“二二一小区”，他的视力已经模糊，他的很多老同事已经去世。

他有时跟晚辈讲这些故事，有时晚辈说“那都是过去的事了”。“我说，那不行，没有以前的苦就没有今天的甜。这个‘两弹一星’精神不能丢。”

不久前，他的孙辈回到爷爷曾经工作的地方，在纪念为221基地作出贡献的姓名墙上找到了他的名字——蒋宗泰。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胡春艳 张国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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