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临床免疫及风湿病的医疗、教学、研究工作数十年,她探索多种自身抗体的建立和临床应用,提高了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关节炎、干燥综合征的早期诊断水平,是我国干燥综合征研究的开拓者和倡导者。她就是董怡,我国著名风湿病学专家,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教授。
【听医者讲述】
20世纪70年代,董怡教授在北京协和医院参与创建了我国第一个风湿免疫学组。筚路蓝缕,创业维艰,正是她与同事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探索,改变了我国无数风湿病患者的命运。每每想起董怡教授的创科经历,总能收获攻坚克难的勇气。
好多人说,协和的住院医师是“精雕细刻”出来的,要求很严。协和的住院医师会被分配到门诊、急诊、病房等不同地方轮转,有专门的教授带我们,我们定期汇报情况。虽然是在不同的岗位上工作,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体会:作为住院医师,一方面要掌握医生必要的技术,例如仔细询问病史、进行体格检查、分析病情等;另一方面要自己多学习,多动脑筋,不是问完病史、查完体、写个病历就完事了,还得思考怎么进一步为患者诊治、再完善哪些检查等等。
在学习的过程中,上级大夫也会提供帮助,但更重要的是自己思考。住院大夫需要跟着教授看门诊,我记得我跟过心内科的黄宛教授出门诊。有一次他看完病人后问我:“为什么风湿性心脏病二尖瓣狭窄时是一个隆隆样的杂音,而主动脉瓣闭锁不全的时候又是一个吹风样的杂音?你说说这是为什么。”当时我根本答不出来,只好到图书馆去看书,先认识心脏的结构,再了解心脏血液动力学,才知道血液经过不正常的地方发出声音有什么区别。上级大夫启发你,但是问题要自己去想,这样才会成长。
后来做了总住院医师,还要负责挑选大查房的病例,如何挑选?一定要有教育意义的,比如说是罕见病,大家需要了解知道。还有要选需要我们反思的,比如在处理过程中遇到困难,或者处理得不合适的。我记得有一位病人临床表现非常像胃癌,所以别的地方对他进行了胃癌的治疗,后来这个病人去世了,我们通过尸检发现,其实他患的根本不是胃癌!这个病例给了所有人一个教训:没有恶性肿瘤的金标准、证据、病理结果,绝对不能够按照肿瘤治疗。大查房的病例都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够我一辈子想。
当时国内还没有风湿病科,国内的风湿病人常常要辗转多个科室求医。比如类风湿关节炎的病人,一会儿去看骨科,一会儿去看内科,却没有科室能收他。我见过有病人因为血管炎,脚上烂了很大一块。还有的病人因为血管炎,得了特别严重的虹膜睫状体炎,他去看眼科,眼科也没办法。
1980年,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正式建科,在15楼1层有了一间房间作实验室,大概就20平方米,但我们可是如获至宝啊,做实验在那儿,开会也在那儿。虽然条件有限,但我们满怀热情,憧憬未来发展。当时张乃峥教授带着大家在国内做自身抗体的工作,等到我和科里其他在外学习的同事回国,再加上有新的自身抗体被发现,我们终于将工作推进了一步。
随着研究的深入,很多以前大查房发现的问题,现在有了更好的解决办法。比如协和最早发现干燥综合征的患者,是在肾小管酸中毒的病人里发现的。因为干燥综合征的病人可以合并肾小管酸中毒,我们在对病房里的患者进行采血以后,发现他有干燥综合征的自身抗体,抗SSA和抗SSB,这就确诊了。再比如,很早以前内科大查房时,发现有一个病人是腹膜后纤维化,当时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治,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腹膜后纤维化。现在我们对腹膜后纤维化的了解很多了,查一下IgG4就知道,而且用激素很快就缓解了。可见,自身抗体对诊断自身免疫病是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医教研里,我觉得医疗是最容易的,作为医生,你只要多看病人,用心地看病,总能在医疗上创造一些好的事情。但是做研究是很难的,所以我个人把比较多的精力放在了干燥综合征的研究上。可以说,是协和的风湿免疫科从无到有地推动了我国干燥综合征研究。当然,学科的发展不能老盯着几个病,我们还逐渐开展了对白塞病、血管炎等疾病的研究。
现在,国内很多医院的风湿免疫科带头人都是协和培养出来的,有的是从协和毕业的,有的是来协和进修过的。我们不仅在北京办学习班,而且几乎每年都去新疆、内蒙古、云南等地办学习班,这些地方的大夫不方便来北京,我们就自己去。效果还是挺好的,能拓宽大家的视野,虽然有的人学了回去不能成立一个科,但至少他们知道了风湿病人应该怎么处理。做一个好医生,就要一切为病人着想,病人病情有变化,你就得待在那儿。医生确实辛苦,但我无怨无悔。有人问我“下辈子再做医生好不好”,我说好,我愿意!(本报记者崔兴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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