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何以五千年不断裂》
刘庆柱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鲁迅全集》
鲁迅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新年钟声回荡，日历翻开新页。在岁月流转间，什么能赋予我们内心坚定而笃实的力量？读书当是不少人心中的答案。于晨昏忧乐间，好书似老友，历久弥新；在寒来暑往中，阅读如故人，常伴长情。
研究与写作离不开阅读，著书立说的学人们，或将目光探向历史纵深，于文明深处采撷力量；或将笔触深入卷帙浩繁中，读书、校书、译书，回味读书生活。在岁时更迭之际，《光明悦读》邀约两位学者，阐释中华文明何以绵延不断，回望前人研经究典之迹，体味学人治学与读书之乐趣。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阅读的传承生生不息。新年帷幕已启，让我们以读书的方式，踏上新的征程吧。
溯源中华文明 力促学术走向大众
本报记者 李苑
2024年岁末，暖阳倾洒，在青岛琅琊镇的琅琊台遗址发掘现场，年逾八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庆柱，与诸位专家一同悉心考证出土遗迹的年代归属，探究其是否为秦代所筑就的历史印记。
新年伊始，折返北京，他又为读者带来新书《中华文明何以五千年不断裂》。这部著作从专业的考古视角出发，以深入浅出的笔触，讲述中华文明五千年延绵不绝的内在深层逻辑，引领读者探寻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赓续不绝的奥秘所在。
从考古发掘现场的辛勤劳作，到书斋中潜心钻研的笔耕不辍；从专业领域的深耕探索，到学术知识的普及推广，刘庆柱始终怀有一个信念：学术要走向大众，要让大众对其心生兴趣，能够轻松听懂、由衷接受。
“家国同构”与“国家认同”
记者：谈谈您撰写这本书的初衷？
刘庆柱：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有五点，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是针对世界文明史中的其他不同文明而言的。在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中，连续性最为重要，因为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因此，这本书就是对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之连续性的阐释。
国家的大一统建立在国民政治认同基础之上，都城与“民居”规划理念的“一致性”形成“家国同构”的“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这是中华文明保持其历史连续性的思想基础。中华文明作为广域“国家”，国民的“家国同构”与“家国一体”成为中华文明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基于以上中华文明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了世代相承的“包容性”与“和平性”。正因如此，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中华文明，从古至今一直延续不断。这也是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对世界文明的历史贡献。
记者：您为什么重视“文明”概念的阐释？
刘庆柱：现在古代文明研究中，出现“文明”概念“外延”“泛化”的现象，同时“文明”与“文化”二者混淆不清的现象也比较普遍，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使“文明”学术研究健康发展。
中国有着“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的概念。这是中国历史的不同社会形态，这里的“人类史”“文化史”“文明史”，前二者属于历史学的“史前史”，后者（文明史）属于中国进入“国家”时代的历史。与考古学对应的是“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历史时代”。一定要对这些时空节点进行科学界定，不能模棱两可。
记者：您在书中所述的“家国同构”，在文明的发展脉络中处于何种位置？其与“文明”有着怎样的内在逻辑关联？
刘庆柱：“家国同构”，即家和国在构造与理念方面存在相似性。仅从房屋建筑上就可见一斑。以北京四合院的房屋布局为例，一般四合院的方向坐北朝南，正房是院落“主体”建筑，位于院落东西居中，安排在院落北部中间，其东西两侧为厢房，院子正门为南门。正房为家长或家庭中辈分最高的老人使用，厢房为家中的晚辈居住。“家”与“家居”（院落）的这种布局，一方面反映了中国人“尊老”“敬长”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作为社会单元的家庭之中“当家人”，在家庭中的权威、核心地位。这种布局和故宫的布局类似，彰显出秩序和构造上的共通之处。
此外，在文化观念上，中国人也紧密地将国和家联系起来，诸如岳母刺字“精忠报国”、花木兰代父从军、杨家将满门忠烈等，都是家与国相互关联的典型表现。
这种“家国同构”现象是中华文明与其他外国文明的显著差异所在，亦是中华文明能够持续不间断传承的关键因素之一。“文明”在家庭与国家的紧密联系中得以展现，从国家层面到家庭层面，蕴含着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和理念，这些基因和理念贯穿于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成为其独特魅力和持久生命力的重要源泉，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价值观、行为准则以及社会秩序的构建和传承，使家国情怀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代代相传、延续至今。
阅读重思考 兴趣启思想
记者：请您谈谈读书与治学的经验。
刘庆柱：兴趣是启迪思想的加速器。所谓兴趣，就是指在读书时，我们要对未知领域保持探索的热情，从中找到与自身契合度高且更易引发兴奋感的部分，如此一来，读书便有动力，也不会感到疲惫。
读书，当以兴趣为先导，而非仅将其视作增长知识的手段。“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启示我们要将学习与思考深度融合，让阅读成为一场活跃的思维之旅。
具体而言，首先应着力学习有效的读书方法，在此基础上，将历史与现实相互映照，把自己代入历史情境之中去剖析问题，如此方能在时空交错中深化对知识的理解。同时，要对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知识进行细致对比，既要体悟学问中的深邃智慧，也要熟悉贴近生活的通俗知识，从而构建起全面而立体的知识体系。
不仅如此，还需在读书时敏锐地发现问题，多问几个“为什么”，并紧密联系生活实际，也就是必须重视“常识”。
记者：您始终倡导学术应走向科学化、逻辑化与大众化，那么您认为在达成这一目标的进程中，具体有哪些方面亟待改进和完善呢？
刘庆柱：在从事学术研究与撰写文章的过程中，我们务必要打破自身所处的狭隘局限，避免陷入封闭的学术环境，要着重思考如何使所创作的内容具备更强的说服力，怎样更有效地调动受众的兴趣点，让大众能够以一种轻松愉悦的状态去学习知识。
拿考古学来说，这门学科不应故步自封，而应积极与法学（法学中的逻辑学）等其他学科开展深度的交叉融合。我认为提出这种学科融合的设想，主要源于考古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考古学实证性强，与司法实践中依赖实证、严谨取证类似，研究中亦应秉持实证精神对待发现与结论。
记者：在面向大众传播文化、解读“文明”内涵的过程中，应该采取何种方式提升人们的理解度与接受度？
刘庆柱：在向公众传播文化、解释“文明”等概念时，我们不应故作高深，这并非显示学识的正确方式，相反，若大众听不懂，恰是我们表达能力不足或对课题核心内涵认知深度不够的体现，要知道中国的词汇语言丰富多样，足以支撑我们清晰表意。就像我常对博士生说的，如果你们写的东西我看不懂，或总用生造词，那就是中文表达水平有待提高，或对研究内容的认知深度与广度需要拓展。
要让大众理解接受，表达上就要接地气，善用比喻，就像恩格斯会把论文写成散文风格，用形象的比喻来讲道理。比如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他是这样表述的：“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堑壕成了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高耸入文明时代了。”这个比喻形象地说明，城市（都城）的出现意味着国家的出现以及原始社会被送进“历史博物馆”，让读者更易理解这一复杂的历史演进背后的深刻意义。
在阐释“文明”这类较为抽象的概念时，我们可以借鉴上述方式。选取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熟悉知晓的事物进行类比，例如将四合院和故宫这两种建筑形式加以对照，以此清晰地阐述“家国同构”这一深刻含义，使抽象概念具象化，便于大众理解。
也可以从日常生活场景切入，运用以小见大的手法来传达文化理念。就像电视台播放的《花木兰》《穆桂英挂帅》等经典戏曲，在欣赏戏曲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在无形之中传播着忠孝观念，通过这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引导大众正确认知家与国之间的关系，深切体会爱国主义等崇高理念的价值与意义，进而逐步深入地领悟文化以及“文明”所蕴含的丰富内涵。
如今，我常常思考：怎样把学术内容通俗地展示给大众，如何更好地肩负起文化传播的使命。我希望通过传播学术领域的新知，促进大众文化素养提升，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社会的和谐、进步以及民族的复兴提供坚实的精神支撑。
捧读鲁迅《日记》 品味岁首书香
王子今
新年之际,翻阅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鲁迅全集》的《日记》部分，注意到鲁迅在年节时分有关读书生活的人生痕迹。
“收拾破书数册以自怡说”
买书，是鲁迅新年《日记》中经常出现的记录。《甲寅日记》写道：1914年1月1日，“至留黎厂游步，以半元买‘货布’一枚，又开元泉一枚，背有‘宣’字。”次日只说“午后得二弟所寄《叒社》杂志一册”。而“三日”明确说到买书：“往留黎厂买《听桐庐残草》一本，一角，亦名《会稽王孝子遗诗》。又《陆放翁全集》一部，内文稿十二册，诗稿附《南唐书》二十四册，共三十六册，十六元，汲古阁刻本也。又以银二角买《纪元编》一册，以备翻检。”这三天都是法定假日。我们可以想象迎向冷风的鲁迅，身着棉袍，走在路尘夹杂炮仗纸屑的街面上。《乙卯日记》1915年1月2日，鲁迅“往留黎厂直隶官书局”买了“《说文解字系传》一部八册”和“《广雅疏证》一部八册”。3日，“午后寄二弟书籍两包：《放翁文集》一部十二册一包，《诗集》八册一包。”新年前一天也有买书的记录。1927年12月31日，“在广学会买《英国随笔集》一本赠三弟。”1929年12月31日“下午往内山书店买《美术丛书》三本，《日本木彫史》一本，杂书两本”，亦见于《日记十八》。1931年12月31日，“下午往内山书店，得《書道全集》一本第七卷。”
新年当日买书的情形，有《日记二十三》记载1934年1月1日，“往来青阁，购得景宋本《方言》一本，《方言疏证》一部四本，《元遗山集》一部十六本……”1月3日又可见“蕴如为从中国书店买得《诗经世本古义》一部十六本，《南善札记》一部六本”。
年节购书，又有1934年12月31日“下午广平为往商务印书馆取得《晋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各一部共九十六本”。1936年1月3日午后，“往蟫隐庐买《古文苑》《笠泽丛书》《罗昭谏〔文集〕》各一部共十一本。”这是鲁迅卓越人生中最后一个新年，也是他最后一次年节买书的记录。
鲁迅在新年《日记》中往往载录当年“书帐”。《壬子北行以后书帐》最后写道：“……今人处世不必读书，而我辈复无购书之力，尚复月掷二十余金，收拾破书数册以自怡说，亦可笑叹人也。华国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灯下记之。”同样在年终这一天，《癸丑书帐》写作“灯下记”，《甲寅书帐》写作“夜记”。可知这是他岁末夜间回顾清点的习惯。
“为知人写字”“皆自作诗”
1932年1月2日“午后桢吾来访，赠以所校印书四种”。赠予友人文献学成果之外，另一种新年书事，是书赠友人“自作诗”。1932年12月31日，“为知人写字五幅，皆自作诗。为内山夫人写云：‘华灯照宴敞豪门，娇女严装侍玉樽。忽忆情亲焦土下，佯看罗袜掩啼痕。’为滨之上学士云：‘故乡黯黯锁玄云，遥夜迢迢隔上春。岁暮何堪再惆怅，且持卮酒食河豚。’为坪井学士云：‘皓齿吴娃唱柳枝，酒阑人静暮春时。无端旧梦驱残醉，独对灯阴忆子规。’为达夫云：‘洞庭浩荡楚天高，眉黛心红涴战袍。泽畔有人吟且险，秋波渺渺失离骚。’又一幅云：‘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今天读鲁迅“为知人写”“自作诗”，当然可以体会以“焦土”“玄云”“岁暮”“惆怅”语句寄托的情怀。而新年“写字”如此，意味尤其深长。这些诗句，我们都曾读过，然而当时并不清楚作者书赠“知人”时在新年。遥想他人举酒之夜，鲁迅则挥墨寄意。“岁暮”“独对灯阴”，他是不是会想到，92年之后的读书人，又将会有怎样的心情呢。
1933年1月1日：《听说梦》
鲁迅新年持续勤勉工作的情形，也见于《日记》。《癸丑日记》1913年1月1日写道：“夜以汪氏、孙氏两辑本《谢承书》相校，尽一卷。”《日记十二》1923年1月3日写道：“休假。晚寄孙伏园译稿一篇。”新年工作，又见于《日记十二》记12月31日即新年前夜事：“夜重装《五杂组》八本。”1924年12月31日：“大风吹雪盈空际。下午伏园来，托其寄小峰信并校正稿去。”在新年前一日下午交稿。据《日记十四》记载，1925年1月3日假日期间，“夜为《文学周刊》作文一篇讫。”编者注：“即《诗歌之敌》……后收入《集外集拾遗》。”1926年12月31日，《日记》记录：“辞厦门大学一切职务。”这应当是鲁迅人生的一个重要节点。第二天，1927年1月1日有人“饯行”。2日，“上午寄兼士信”。3日，“上午寄小峰稿”。4日，“寄漱园稿”。可知在工作地点转换的当口，新年依然连续工作。新年写作实例，又见于《日记廿二》1933年1月1日：“晴，午昙。下午蕴如及三弟来。夜作短文一篇。”这篇“短文”，据编者注：“即《听说梦》。九日寄王志之后收入《南腔北调集》。”这是接待亲友之后，元旦当夜完成的。又如《日记二十三》1934年12月31日，“午后寄良友公司译稿一篇。”“晚译《少年别》一篇讫，三千余字，拟投《译文》。”从《少年行》译文的完成看，在新年前夜，鲁迅仍然保持着很高的工作效率。1935年1月1日的《日记》可见“下午译《金表》开手”，则是新年工作起始时热情饱满的体现。
鲁迅新年校书、著书，也多现在依然有非凡价值的文化精品。在年节喧嚣气氛里心持冷静，通过鲁迅《日记》可以真切感受。1933年1月1日“夜作短文一篇”，即编入《南腔北调集》的《听说梦》。鲁迅开篇就写道：“做梦，是自由的，说梦，就不自由。做梦，是做真梦的，说梦，就难免说谎。”他说：“大年初一，就得到一本《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临末有‘新年的梦想’，问的是‘梦想中的未来中国’和‘个人生活’，答的有一百四十多人。”鲁迅读到《东方杂志》“新年的梦想”，于是当晚即著文。文章深刻清醒，朋友们不妨翻开《南腔北调集》一读。
学者的“劳动节”
王利器先生校注《盐铁论校注》对于我们秦汉史研究者来说，是常用书。中华书局版定本“前言”文末署“王利器谨识”之后，可以看到这样三行文字：“一九五六年国际劳动节初稿、一九七九年国际劳动节二稿、一九八九年国际劳动节三稿”。2022年访学长沙岳麓书院，得湖南大学青年学者杨柳岸惠送他整理的《杨树达日记》，读1953年5月1日这页，看到“晨清写复编译局书，遂竟日；此书驳《〈甲文说〉审查意见》也”。1954年5月1日可见：“晨录《今语》多节。王疏安、原一来，谈郭耘桂《离骚》著作也。饭后小寝。阅《夫于杂录》，讫。”最后一句又写道：“阅《甲申三百年祭》。”这就是学问家们的“劳动节”！这可真的是“劳动”节啊！
我们注意到杨树达先生1949年新年的日程。1948年12月31日，《杨树达日记》写道：“晨草《王子婴次卢跋》……”“饭后小寝。阅《缀遗斋考释》。”1949年元旦：“晨作信。阅《缀遗斋考释》竟。此书曾一读于辰溪，近日自购一册，因重读之，今日始讫业也。”“饭后小寝。草《缀遗考释提要》。”《杨树达日记》载录1952年12月31日的学术日程：“晨豫备课业”，“写《窥管》，增料。”“今年余《金文说》出书，《淮南证闻》科学院允出版，《汉书窥管》增补大体讫事，此著作可喜事也……”1953年农历春节，“二月十二日，壬辰除日”：“晨五时起床。标《窥管》。”“饭后小寝。标点第六卷讫，只新增材料要加耳。”可知农历除夕日的工作量。次日，“二月十四日，癸巳元旦日”，有“今日贺客络绎，苦于酬接”语。又次一日，“二月十五日，癸巳正月初二日”，有“标点《证闻》”文字。1954年“二月三日，甲午元旦日”：“校《甲文说》。”次日，即大年初二日，“晨《甲文说》校讫。”我们时常恭敬地捧读杨树达先生的论著。特别如《汉书窥管》，是研究《汉书》必须参照者。但是很多读者并不知道，书中许多内容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增料”“增补”“新增材料”的。
书，在许多学者的人生中，是倾心之最爱，是全部的寄托。读书，校书，译书，写书，他们没有倦怠，没有停顿，没有止歇。书就是他们的生命。对书的爱重，不需要自我炫耀，不需要罗列长长的无聊书单。真正的学人，或“留黎厂游步”，或“灯下”“作文”，或“豫备课业”，都是自然的，自由的。而新年通常“贺客络绎，苦于酬接”情形，他们真的不喜欢。鲁迅感叹“今人处世不必读书”，亦自嘲“我辈”“收拾破书数册以自怡说”，今天爱书的朋友们读到这些话，亦当会心。
上文说到几位学术大家节日勤力为学的情形，并非要给年轻学人树立一心清苦的榜样。鲁迅《日记》中的新年活动，也有舒缓愉快的片段。如“观剧”“看电影”，友人“招食”“邀午餐”，亦邀友人“午餐”，留友人“夜饭”等，甚至还有新年前夜应友人“招饮”，“饮后大醉，回寓欧吐”的情形。前面说到王利器先生《盐铁论校注》前言“国际劳动节初稿”“国际劳动节二稿”“国际劳动节三稿”的节假日工作记录，敬仰其工作第一、学术至上的精神，并不是说这位学界前辈完全没有娱乐活动。我们在北京西便门曾经是上下楼的邻居。他们老两口喜欢打麻将，有孩子来探望，三缺一的时候，我的外祖父曾经多次上楼去作陪的。
（作者系西北大学教授，“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张建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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