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政治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董向荣
中国网：各位网友大家好！中国访谈，世界对话，欢迎您的收看！3月10日，2022年韩国大选落下帷幕，韩国第一大在野党候选人尹锡悦以微弱优势当选韩国第20届总统。曾对中韩关系现状表示过不满的尹锡悦上任后将会采取怎样的对华政策？中韩关系又将走向何处？针对这些问题，本期节目，我们特邀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董向荣来谈谈自己的看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政治研究室主任、研究员董向荣（左）接受中国网记者专访。（郑亮 摄）
中国网：董老师，您好！欢迎您做客中国网《中国访谈》。
董向荣：你好！
中国网：中韩关系未来将朝什么样的方向发展，此次韩国大选中暴露出不少不确定的因素，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尹锡悦在竞选中说过不少对华不太友好的话，比如说“韩美日反华对彼此都好”，韩国国民尤其是年轻人“讨厌中国”，这些话中有哪些能够代表他本人的态度呢？
董向荣：从这次大选来看，选举是非常胶着的，也就是说两个主要的候选人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从结果来看，也是尹锡悦是以极其微弱的优势获胜的。所以，为了赢得这场选举，我想就是两派可能都是无所不用其极的那种，他在一些竞选语言上也非常地具有进攻性，主要是批评对方的一些外交政策。我觉得他这样一个表达，主要还是要从选票这个角度来进行分析。
中国网：他所谓的这种“韩国人讨厌中国人”的观点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事实？
董向荣：这个问题，我觉得确实是比较复杂的。因为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感情，这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事情，尤其是像中国和韩国这样一个历史渊源交织在一起，两国的交流也是源远流长，上千年交流的这样一个形态。我们也经历过战争，也经历过战后的和解，建交以后也已经有30年的时间。这整个的发展过程，使得韩国公众对于中国的情绪其实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你很难说以一个“喜欢中国”或者“不喜欢中国”就来进行概括。比如说我们看韩国的电视剧，它里面有很多中国文化的内容。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些传统文化对韩国的影响非常非常大。比如说在当前这种情况下，就不管韩国公众他对中国是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各种民调结果不一样，但是如果你让他们说“中国重要还是不重要”，特别是对韩国的发展来说是重要还是不重要，我觉得这个答案可能都是比较一致的，都是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
所以，我觉得，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崛起当中的国家，因为你本身原来经济发展水平就是低于一些发达国家的，就是说你要想让别的国家对你有特别的好感，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难的。目前，通过中国硬实力的上升，我们至少做到了让对方觉得你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国家。
总体来讲，我觉得韩国对中国的一些评价，还是认为中国是个非常重要的国家；至于好感度，它会随着具体的事件或者一些突发事件的发生，或者一些特殊事件的发生，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波动。
中国网：根据您的判断，我们中韩关系这种民间友好度大概是怎样一个发展曲线呢？
董向荣：比如说2000年以来，中韩关系有几个比较明显的波动，比如说中韩之间在历史问题上的一些分歧，在2000年初的时候，就是2003年、200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会影响中韩关系比较严重一点。中韩关系，或者韩国对中国的好感度在2014年2015年的时候达到了一个高峰，就是当时我们的领导人互访，使得中韩关系有个非常大的发展。在那之后，就是2016年的“萨德事件”对两国关系造成非常严重的损伤。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两国之间的国民情绪也受到了非常大的损伤。在那之后，实际上在文在寅政府这五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的一个工作就是推动中韩关系转圜，推动中韩关系稳步发展，两国之间的政府关系有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改善，但是民间的关系可能会有个滞后或者说可能它会和官方的政治关系有个分离。所以看上去这个民间的关系好像没有随着这样一个变化而变化。
中国网：尹锡悦上台之后，我们也比较关心他未来对华的政策，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民意基础或者社会基础，会不会影响到他未来对华的政策呢？
董向荣：民意的基础肯定会对他的对外政策有影响，但中韩关系，从目前的情况来讲，还是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提升。因为民意，我觉得在过去两年里的民意的这种相互之间感情的恶化有很多其他的——不能说客观的因素，至少有其他外在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在疫情的挑战下，两国国民之间的情绪就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化。比如说在疫情开始的时候，可能两国国民守望相助，那时候国民情绪都还是非常好的。但随着疫情的蔓延，两个国家的国民之间没有更多的机会来进行交流，那两个国家这种交流的人次，因为疫情之前我们可以达到每年1000万人次，相互来往几百万这样的一个情况，但疫情之后那就是骤降。然后两个国家的国民获取信息主要通过互联网，面对面的交流或者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几乎就是断崖式的下跌。所以，它使得我们这种交流更多地体现在网上的这样一些互怼。
中国网：不理性的声音被放大了？
董向荣：对，不理性的声音被放大了，占据了好像中韩之间交流的一个主流一样的，看上去像主流一样，但其实这个主流并没有发生一个特别大的变化。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说，比如说在国际交往中或者在媒体的表达当中，所谓“沉默的大多数”并没有发声，以媒体特别是以互联网为主的舆论背景下，可能这样一些极端的声音更容易吸引眼球，所以，大家好像觉得中韩关系现在不得了似的。
中国网：我们当然希望中韩两国能够民心相通，那么在当前这种背景之下，您认为中韩两国的民间交流工作应该怎么做，才能缓解当下的一个纷争不断的情况呢？
董向荣：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非常大的问题，而且是非常系统的问题。两个国家如何实现民心相通，特别是对于中韩这样的两个意识形态不同、历史上又有一些争端或者说对历史的认识又有很大差异的国家，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系统的工程。但是核心的一点就是，双方还是要增加交流，还是要用比较冷静的、理性的声音来占据主导，而不能让这种比较不理性的、极端的声音占据主导。因为如果两国的舆论被这样的一个极端的、非理性的声音来绑架或来掌控的话，那么两国关系，特别是民间的关系就很难有所好转。
中国网：尹锡悦在竞选中也说过要降低韩国经济对华的依赖度，但是他在第一次会见中国驻韩大使的时候说过，“坚信韩中关系必将取得更大的发展，再上新的台阶”，那是否一个是真心话，一个是客套话呢？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两句话呢？
董向荣：这个事情，我觉得并不完全是冲突的。关于降低对中国依赖的问题，其实并不是说尹锡悦自己说要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实际上韩国政府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什么呢？我在2012年做的研究，201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就是《中韩经济不对称依赖及其前景》，那个时候用到的一些研究文献实际上是在2012年之前的文献，我记得有一篇韩国学者写的文章，也是韩国很有名的一位学者写的文章，就是他在2008年就发表出来的文章，就是要降低对中国这样的依赖的问题。
中国网：十几年前就提出这个问题？
董向荣：十好几年前。他这个事情，如果我们往前追追追的话，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美国著名的国际政治学者，就是基欧汉和约瑟夫·奈，他们在《权力与相互依赖》那本著作里就提出来相互依赖衍生出一定权力的概念。什么意思呢？如果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市场或什么依赖太大的话，那你就可能意味着某种程度上会受到它政治上的影响力或者其他的影响力（影响）。我们知道很多的韩国学者都是从美国著名的大学毕业回来的。所以，我觉得那位韩国学者提出来对中国这种依赖会衍生出某种中国对韩国的影响力。所以，我觉得可能会受美国学者这样一些影响。
但是有的时候，你就不得不承认，中韩之间的这种不对称依赖有一定的必然性。所谓的不对称是什么呢？就是说韩国对中国的依赖度超过中国对韩国的依赖度，因为中韩这两个国家的经济体量是不一样的。中国的体量比如说10倍于韩国，尽管我们的贸易额是一样的，但如果算依赖度的话，那我的依赖度就要小很多。所以你就认为你对中国是不对称依赖，你就很恐慌啊或者什么的，这其实也是不理性的。
我觉得从那时候起，十多年前起，当韩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达到25%左右20%以上的这种时候，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想到这些不对称依赖的问题，或者对华过度依赖的问题，从那时候起其实就已经开始降低对华的依赖，特别是有一些所谓的敏感产品上对华的依赖。整个这个过程延续到现在，包括前几年两国之间，包括“萨德事件”或者其他一些事件的冲突，韩国实际上在降低对华依赖的这个问题上一直在做。
最近这几年，特别是疫情的情况下。疫情，大家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概念，就是原来是全球化的时代，你的产业链可以全球来布局，那一个手机可能它涉及100多个国家。韩国的很多产业也是非常非常国际化的。那么在疫情的情况下，我们会发现，主权国家作为这个概念，它的重要性又凸显出来。韩国和中国之间这样的经济联系，因为两个国家在这种防控措施上的不同，就会面临着它的产业链或者说其他的供应链方面这样的一些影响。
中国网：很多的障碍就会随之而来了？
董向荣：对，很多障碍就凸显了，其他国家也面临这样的问题。韩国在这个时候更强调它的国内产品的安全性，来降低对华的依赖。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选择，包括一些车用尿素等等这些，我们看上去都是很小的一个产品，但是因为韩国的柴油车不加这个东西就没法上路，所以导致它引发这样一些社会问题等等。经过中韩之间的密切协调，当然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降低对华依赖的这种问题，我觉得这不光是韩国对华的问题。
中国网：明白了。那根据您的判断，结合刚才您说的这个现实的因素，那么未来中韩经贸的走向大概会是怎样的一个走势呢？
董向荣：在过去30年里，中韩经济，现在我们2020年的双边贸易额，按中方的统计口径，我们的贸易额是3600亿美元。韩国是继美国和日本之后我们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国。而且从现在增长率的情况来看，韩国有可能在明年成为我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超过日本。那么从对韩国而言，中国在过去十几年应该都是它的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且韩国对中国的贸易额已经超过韩国和日本、韩国和美国，甚至再加上韩国和俄罗斯等等这样几个主要国家的贸易额的总和，可想而知，和中国的贸易对于韩国也是很重要的。
那在过去30年的时间里，两国建交以后，中韩关系有这么大的发展，确实对两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对改善人民福祉都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在这样一个好的大的形势下，谁想推翻这样一个发展趋势吗？我觉得目前看来还没有人有充分的理由来对这样的好的形势进行一个逆转。所以，刚才说的经济相互依赖的问题，或者贸易平衡的问题，这是一些长期性的问题，并不是说会因为这样的一些短期的——它的政府换届就会有非常大的变化。
当然，未来是面临着一定风险的，就是说国际的大背景会如何变化，中美的竞争会如何变化，如果中美走向脱钩的话，那么可能中韩之间这种传统的紧密的经济纽带可能会面临着非常大的冲击。除非国际的大局势发生一个根本性的变化，那么中韩之间这种经济交流的情况，我认为不会发生巨大的改变。
中国网：其实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也知道，中韩经贸往来这个盘子非常大，对两国来说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但是我们两国之间的产业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那么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两国互补的领域有哪些，相互竞争比较激烈的又有哪些呢？
董向荣：互补的，我觉得可能还是在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上面，包括农业产品上面，可能我们向韩国出口的多一些。在这种高科技领域，可能韩国在某些产业领域会有一点点优势；在众多的机电产品或者其他的，比如说像造船、汽车、电子，其实这些很多的领域，中韩之间都是处于竞争状态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政治研究室主任、研究员董向荣。（郑亮 摄）
中国网：现在我们一个感觉就是，越来越多的韩国企业离开了中国，迁往了东南亚一带，不知道大家这种感觉与事实是否相符，您的判断是什么？
董向荣：我觉得是这样的，但这样的问题或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可能并不是因为中韩关系的恶化，或者说并不主要是因为中韩关系的恶化造成这样的一个后果。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看韩国很多的产业，它实际上是，就是说这个成本对它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比如说我们中国现在国内的这种人力的成本，还有土地的成本，还有其他的生产要素的成本，上升得都非常快，包括我们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也远远没有以前优惠。韩国企业或者说外资企业，它在中国享受的像原来那样的一些优厚条件，那样一些低廉的成本，好像这几年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化。这也使得它在成本和收益的核算上，这个平衡可能就会改变。所以，很多的韩国企业转向东南亚国家，我觉得主要还是考虑成本方面的一些因素。
中国网：这更多的还是一个经济的选择而非政治的选择？
董向荣：我觉得主要还是经济方面的考虑。当然，有人会做政治方面的解读，他会认为可能双边关系、政治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所以导致韩国企业转向东南亚。这个我还是不太认可。可能有这方面的因素，但是主要的原因还是经济上的。
中国网：尹锡悦还表示，美国对华发动科技战方面，韩国应该更加紧密地和美国站在一起。您认为，在美国与中国进行科技战的时候，韩国还能保持一个中立的姿态吗？
董向荣：我是这样想，一个国家政治的、经济的决策肯定是出于本国国家利益综合的考量，所以，韩国方面可能会认为，他选边站在美国方面是有利于他的国家利益的，而且在有些情况下，他可能感觉，比如说对中国某个著名企业的打压，那实际上韩国的某些竞争对手可能会受益。他做出这样一些判断的情况下，那他选择美国这一边的可能性就会非常非常的大。
中国网：那您的判断，未来韩国是否也会对中国采取一个科技脱钩的政策呢？
董向荣：这个取决于大环境，韩国方面可能不会主动这样去做。
中国网：尹锡悦多次表示要改善对日关系，积极参与“印太战略”和“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在中美竞争中，韩国应该站在美国一边。这是尹锡悦的一个表态。众所周知，其实韩国对日本的敌对态度也是比较强的，在民间，这样的社会基础是否会允许尹锡悦改善对日关系呢？
董向荣：是这样，尹锡悦是韩国的保守派的这样一个代表。韩国的保守派在外交上就非常明显——比如说就有这样的一些亲美亲日反朝这样一些比较明显的特点，那么韩日关系在过去这几年好像并不太好，两个国家的政治关系也不好，民间的关系也不是很好。所以，其实日本方面基本拒绝与文在寅政府再打交道，而且他们也确实是等来了一个他们希望的这样一个保守政府。所以，从日本方面来讲是很欢迎尹锡悦政府上台的。尹锡悦本人又是这样一个保守派的代表。所以，我们可以预计，未来的一段时间，韩日关系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改善。
至于你说的比如像美日印澳合作的框架下，尹锡悦他也有非常积极的表态，而且到目前为止，就是到昨天（3月17日）下午，他已经完成了与四方机制的四方国家的首脑对话。在韩国，支持这样的声音是比较强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他加强跟日本的关系，恢复跟日本的关系，加强与这个四方机制国家的合作，我觉得他是有一定的民意基础的。
但是 韩日关系它有韩日关系的天花板，就是在历史上，实际上韩国的保守派对日本的态度一直是非常好的，而且在进步派看来，韩国的亲日派从日本殖民时期开始，一直到美军政时期，一直到韩国新政府成立以后，原有的这样的一些亲日势力没有得到清算。这是进步派比较明显的一些观点。那么韩国要和日本改善关系，就面临着国内舆论分化的这样的一个约束。所以，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来看，它对与日本改善关系是有天花板的。
中国网：我们知道，韩国是美国的盟友，所以说美国加入到“印太战略”当中去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事情，那么未来它能走到什么样的程度？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中韩关系呢？
董向荣：实际上美韩之间这样的关系是早于韩国成立的，韩美同盟就是它的一个支柱。所以，韩国和其他任何国家发展关系都是基于韩美同盟这样一个安全支柱基础上的。其实中国看韩国也是这样的，我们也是在基于韩美同盟这样一个客观的事实、基本的事实的情况下和韩国发展双边关系的。我们有一点是比较明晰的，就是我们尊重你这个客观的历史的一个产物——韩美同盟的情况。但是我们认为，你韩国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不得损害中国的利益。
中国网：这是一个底线。
董向荣：对，这是一个底线，如果你加强和美国的关系，反而损害了中国的利益，那这是中国无法接受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底线是非常非常明确的。
中国网：谢谢董老师给我们带来如此精彩的解读，感谢！
（本期人员：编导/文案：韩琳；主持：佟静；后期：刘凯；摄影：郑亮；主编：郑海滨）
编辑：唐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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